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落马，舆论场又在重复着其他贪官落马的新闻场景，落马前媒体上没有任何负面，新闻一片静默，而落马后全媒体上立刻出现新闻井喷，所有关于这个官员的负面都挖出来了，看看这几天媒体上对杨卫泽铺天盖地的报道标题：杨卫泽曾3次打回季建业自我批评与其切割；落马前向同僚发短信证清白；全力投入青奥会求自保未果；遭季建业岳父举报；被指为攀附周永康将其老家建成明星村庄；或逼死落马下属；疑似情妇被查；南京落马书记往事：视察时看中瓷花瓶直接拿。

　　这两年的舆论场，就是一波一波“贪官落马后扒皮报道”的汇编。媒体的版面和频道中，一边是在位的官员以光鲜伟岸的形象占着各种版面，一边是落马官员被媒体无情鞭尸，构成一幅很有意味的新闻图景。而今天的落马官员，在昨天的版面上也是那么光鲜伟岸。两者也许并不矛盾，但难免让公众有别扭之感。

　　官员落马后的“扒皮报道”往往都能让公众大开眼界：杨卫泽竟然这么坏，干了这么多坏事。可我一直非常怀疑，这种落马后铺天盖地的报道对于反腐败有多大的意义？其一，能够起到舆论监督效果吗？当然不能，贪官已经被中纪委给办了，在规定的地点、规定的时间老老实实地交待问题呢，被报道者都看不到报道了，监督谁呢？其二，能够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吗？看起来好像能，但这种“知情”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猎奇”罢了，以揭秘的方式满足公众对于官场争斗和男女关系的好奇心，就像看“故事会”一样看落马官员的贪腐故事，而不是监督。其三，能起到反腐警示效果吗？也不大可能，警示效果已经在中纪委网站公布的那一刻起到了，媒体随后的报道不过是证明纪委办这贪官办得很对，以示众的方式进一步“羞辱”贪官，并满足公众围观贪腐的趣味。

　　官员在位，舆论的监督才有意义；官员落马了，那只是打死老虎。事后从各个角度对落马官员全方位的扒皮，说到底，只能起到舆论宣泄的功能：满足公众仇官恨官的情绪，在围观“通奸”、“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国贼”、“国妖”、“叛徒”之类扔向贪官的臭鸡蛋中找到反腐的快感，集体完成一次情绪发泄。

　　人民网的舆情分析说，中纪委成为网络上最大的正能量。——确实如此，中纪委干得很漂亮，一次次抢了媒体的头条。面对中纪委在反腐败中受到的巨大民意赞誉，媒体应该感到汗颜，在这场必将会载入中国改革史的反腐斗争中，媒体的舆论监督所起到的作用实在太小了。有几个贪官是媒体的舆论监督报道后落马的？有几个反腐案跟媒体的报道相关？绝大多数都只是跟在纪委后面玩儿，媒体扮演的是事后打死老虎的角色。媒体发现官员问题后顺藤摸瓜地调查报道，报道形成舆论，引起纪委重视介入调查，最后官员落马，这才是一场成功的舆论监督。

　　官员落马之后，我们往往都能从报道中看到这种熟悉的情节：这个官员太坏了，网上关于他的问题早就在传，强拆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老百姓背后都给他起了什么绰号，腐败之事在机关传得沸沸扬扬，与情妇那点儿事也是传得满城风雨。——又是满城风雨，又是沸沸扬扬，可只要不落马，新闻就是一片可怕的静默。当然，这种静默怪不了媒体，不想进行舆论监督的媒体绝不是好媒体，哪家有新闻理想的媒体不想追求这种能够曝光丑恶并引爆舆论的独家新闻呢？

　　事前新闻一片静默，事后全媒体扒皮，对反腐败不仅起不到正面引导作用，反而会让围观的公众产生一种强烈的幻灭感：昨天还是光鲜伟岸没有一点儿缺点的好同志，媒体争相众星捧月，可一夜之间立刻成了无恶不作、人人喊打的恶棍。当然，人们会顺着这种舆论宣泄去嘲笑奚落落马贪官，但会滋生另一种情绪，根本不信媒体上那些关于官员正面形象的报道了，产生“官场没好人”、“都是明里说一套背后做一套”的消极认知——“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的认知当然很不客观，但落马前后迥异的官员形象确实激发着公众的“官员想象”。

　　只有舆论宣泄，而没有舆论监督，对官员也是极不负责任的，不少官员落马后在忏悔时都提到过“如果平常有监督就不会这么堕落”。有人说，官员在位时是媒体碰不得的强势群体，一落马就成了媒体随意揉捏的弱势群体。这种现象极不健康，如果官员落马前能受到更多的舆论监督，最终也许不至于“堕落”到那么腐败的地步，小贪时就被敏锐的媒体捕捉到，舆论监督的阳光效应能时时挤出权力滥用的毒素，不至于一出现在媒体上都是大贪大腐败。

　　反腐败不能只劳烦纪委监督，媒体不能只扮演事后打死虎的配角。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接受纪委、媒体和公众的监督，而不是简单地将贪官关进笼子通过媒体示众让大家围观。